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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在岸型金融中心浮沉样本

2019-02-04 00:55:40

东京:在岸型金融中心浮沉样本

上世纪80年代,日本是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时的东京,现金充盈,资本输出加速,外国的金融机构纷纷在东京设立地区总部,但最终,东京没有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东京与全球金融中心失之交臂,究其原因,经济不可持续性,以及政策、整体商业和政府机制,都阻碍它获得真正的全球性地位。在专家眼中,东京金融中心的沉浮值得上海警惕。日前,在东京有20多年生活工作经历的复旦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袁堂军,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理事潘英丽和《国际金融报》面对面,畅谈东京与金融中心那些事。

话题一

东京之变:泡沫破失去十年

这些年,现实生活中也能切身感受到银行重组的频繁,比如持有的同一家银行卡在几年内改换了几个名字,交易手续费的变化等。金融案件如活力门事件等也频频见诸于媒体,外国人参与到日本企业管理层也越来越多。

国际金融报: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起伏,您感受到的东京金融中心有怎样的变化?

袁堂军:我在东京时,正好经历了日本金融体系转型和调整的关键时期,也经历了两次关于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议论的高潮时期。日本的实际GDP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为4%,20世纪90年代降到1%至2%,2000年以后低于1%。增长率长期低下的背后是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日本少子化两大环境变化,制造业空心化的加速,使日本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受到挑战。

日本金融最为擅长的是协助制造业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然而到了1990年后,由于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参与国际市场,仅仅以削减成本来提高收益率的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价值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对风险资金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但日本的金融体系并没有能够及时地改变以主银行以及房地产担保融资的传统模式。

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经过了大约20年的调整,发展金融产业重要性以及复兴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再次受到重视,最近几年,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实务方面,都愈来愈明显地感到日本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如何强化金融功能以及金融产业的发展,而东京则希望通过国际性都市的建设重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外,东京国际性都市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不仅确立了丸之内、大手町、六本木等功能性金融中心街区的建设目标,而且东京交通的进一步充实和便捷化,以各大地铁站为中心的商圈,居住环境的变化也十分明显。

潘英丽:东京属于在岸型金融中心,在岸型金融中心的特点是大部分市场交易为本土交易,市场资产以本币计价。

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特别是在岸型金融中心实力,首当其冲的标准是经济可持续性。一个大都市要成为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就要有实体经济支撑

东京在岸型金融中心浮沉样本

,总部经济要大量云集于此,先进生产者服务业扎根发展。

但是,自1991年到2000年初期,在这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由于资本市场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经指数从38000多点萎缩至8000点左右,地产业也由于地价暴跌资产缩水70%。此后,日本经济骤然减速,许多日本企业纷纷外迁到美国。伴随着投资大规模向国外转移,其利润也大多用于国外,以致日本国内产业丧失了国际竞争优势,经济几乎长期停滞不前,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失去的十年。

话题二

东京之势:受益日元国际化

从1996年至今,围绕金融领域以及东京金融中心的建设持续不断的努力,使其在内在机制、金融功能,以及都市环境上不断完善。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东京与纽约、伦敦市场之间,金融行业本部及分支机构之间的络联系十分紧密。

国际金融报:如今东京金融中心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如何?

袁堂军:虽然在我们的议论中,经常谈到东京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是亚洲其他金融中心,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上海的发展十分迅速。单方面看东京的国际金融功能有收缩的一些领域,比如外资企业在东京市场上市的数量远不如其繁盛时期。但债券市场,证券市场的规模依然庞大。另外,东京金融中心在国内金融资产的存量、人才及相关业务经验的积累,参与国际市场的深度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优势。

同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性国际化都市来说,东京与其他亚洲都市相比较也具有明显的优势。根据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的调查,在全球国际化大都市的竞争力排序中,东京的综合都市竞争力继纽约、伦敦、巴黎之后排第四,跻身于第一阵营。其中经济指标为世界第二,领先于属于第二阵营的北京(第四),香港(第五),新加坡(第六),上海(第八)。经济指标中,东京尤其在市场魅力、经济集散能力、商务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比较突出。在研究开发类指标中的研究环境,研究支援制度,成果开发等指标上也处于领先,同时在文化交流,环境,市内交通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优势。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也显示,纽约、伦敦、东京继续领跑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实力的前三名,东京在亚洲金融中心中仍然维持排名第一的地位。尽管最近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发展十分迅速,但短期内取代东京的可能性并不大。

潘英丽:东京金融中心地位与该国货币地位是相吻合的。

1980年,日本修改了《外汇与外贸法》,原则上取消了外汇管制,日元实现自由兑换。随后,日本与美国成立了日元与美元委员会,发表了日元自由化和国际化宣言。1984年,日本大藏省(现财务省)发表了题为《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的政策报告,标志着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日元国际化战略。随后,日本迅速放松了对欧洲日元贷款和欧洲日元债券的有关限制,并正式建立了东京离岸市场,开放了中长期欧洲日元贷款,对欧洲日元债和居民的海外存款实行自由化,货物贸易中日元作为计值货币比率也大幅提高,日元国际化进程快速发展。

日元国际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大力推动了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的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使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度上升。同年,日本的长期资本输出额由l984年的800多亿美元猛增至1298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l986年,东京债券市场买卖成交额比1985年增加一倍,达28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债券市场。1988年日籍银行对外资产余额占全世界的38.2%。l990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额超过了纽约,逐步成为与伦敦、纽约并列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

日元升值也使得日元在海外愈来愈受欢迎。日元最风光的时候,在他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达到8%。但是日元靠升值得来的青睐是不牢靠的,并酿成了泡沫经济的苦酒,日本经济长期衰退也使得日元地位岌岌可危,日元在他国央行外汇储备中占比也一降再降,仅占2%左右。现在,日元在亚洲地区内也没有获得其他亚洲国家的支持,亚洲国家的贸易结算依然以美元结算为主,亚洲国家更愿意持有美元资产。

话题三

东京之振:全方位国际都市

东京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96年之前,为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中心的产业金融时期,1996年至2006年,为调整和转型孕育期,2006年以后,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再生和复兴期。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上海金融中心的雏形相当于东京的第一和第二阶段。

国际金融报:东京金融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模式?

袁堂军:我认为目前我们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思路还不是特别的清晰,但可看出其大致的目标定位与东京现在的第三阶段的目标是相类似的,即强调国际化。

东京的第一阶段主要体现在以主银行和稳定股东为两大支柱,围绕实体经济发展而形成的金融体系。其目的是为实体经济(主要是制造业)提供稳定的用于设备投资的产业资金,用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的方式克服随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保持较高的收益率。在该阶段,日本产生了许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制造业企业,同时也造就了东京金融中心本身。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新兴国家的参与、低廉的人工成本等使得日本传统发展模式失去了优势,实体经济的收益率不断被挤压,日本不得不以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来对应。与该时期伦敦和纽约市场大踏步自由化相比较,因受制于严苛的金融制度和传统习俗,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业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日本金融的国际化转型显得姗姗来迟。1996年左右发起的日本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曾提出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与纽约和伦敦市场比肩的目标。然而受不良债务问题等困扰,直到2006年花了大约10年时间,以证券市场改革为中心,通过手续费自由化,证券公司登记制等积极措施,使金融自由化得以实际推行。尽管时间上比预计的延迟了许多,可以看到最终还是实现了相当程度的金融体系的自我完善。其中2007年9月开始实施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将期货以及金融商品相关的法律群进行了统合,而成为日本金融改革和转型的代表性成果。这个过程很艰难,但可以说基本完成了法律和制度的框架,为进一步建设东京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东京现在致力于国际金融中心的进一步完善,全方位打造国际性都市是现阶段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具体目标。现在的东京与10年前的东京相比,国际化的氛围越来越浓。居住环境、城市景观、交通、餐饮以及多言语对应等城市功能性也得到极大改善。

话题四

东京之鉴:最是要警惕泡沫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达到高峰后,经历了从下滑到衰退再逐渐重振的历程。虽然目前东京在亚洲金融中心中排名第一,但是作为金融中心,东京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值得警惕。

国际金融报:东京金融中心的发展哪些值得上海借鉴?

袁堂军: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与东京现在的第三阶段的目标是类似的,即强调国际化。中国未来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应该是以实体经济为主,因此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相当部分可以参考东京第一阶段,即应该积极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基于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模式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了比东京第一阶段更多的国际化机会和空间,如贸易金融,物流金融等。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以及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因此产业金融的发展空间比日本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日本金融转型不及时的前车之鉴,也提醒我们避免过多地偏重于境内金融机构的优势,避免政治因素过多介入而干扰市场机制的形成。考虑到社会体制的不同,还要想办法照顾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会计制度以及语言方面的需求,为金融产业本身的国际化提供制度性的基础。同时,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能否提供适合于高端人才的生活环境也至关重要。在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方面,东京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地方。

潘英丽:中国债券市场与日本债市有同病相怜的地方。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大部分债券交易集中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持有,本身银行发放信贷就集中了较高的风险,企业或者政府发债的目的是将经营风险分散至社会,但如果通过银行间市场交易,那么风险又留在了银行系统内,且银行持有债券没有交易需要,造成了债券市场流动性低,不利于其他投资者参与。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先建好债券市场,将国债、央企发行的准国债都集中于一个市场,允许国外投资者特别是央行参与进来,使上海成为以人民币计价的,以政府、央企信用为背景的,各国央行参与的亚洲地区国债市场。这样也有助于防范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会引起的资产泡沫问题。流通至其他国家的人民币要尽量留在那里,如果需要回流,可以通过他国央行回笼,再到中国的债券市场投资国债等信用级别较高的债券,而债市的发展也可以为国内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更好的融资途径。

东京金融中心发展经验教训中值得我们警惕的还有对泡沫的处理。目前,境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已经形成,温和地挤出泡沫是非常困难且极具挑战的,极大地考验管理层的智慧。

( 赵怡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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